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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卫生法》是我国的卫生基本法
来源:青岛第五人民医院    发布:2017-06-14
  

   作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期待甚至是翘首以盼的一部重要法律,《基本医疗卫生法》自身的定位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一定位直接决定着该法的立法目的与具体内容。但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于《基本医疗卫生法》的定位实际上是还存在很大争议。具体而言,主要有三种看法:其一,认为《基本医疗卫生法》应当是卫生基本法,是一部旨在解决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体制性、原则性问题的基本法,是对现行卫生法提取公因式; 其二,认为《基本医疗卫生法》应当是《基本医疗服务法》,是一部以专门解决基本医疗服务保障问题为使命的卫生单行法; 其三,认为该法是一部卫生基本法,是我国卫生法体系中的龙头与核心,但同时也承担着解决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保障不足的重要使命。

 

  基本医疗卫生法是公民健康保障的基本法律,是跨领域、跨专业的综合性法律,是各具体职能部门共同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法律。 这是目前学术界相对而言比较被认可的一种看法,笔者本人也是这种看法的附随者。

 

  从法理上来说,无论是政策还是立法,其定位取决于政策与立法自身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而这一使命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现实需求及立法者对于这些需求的应对有着直接关系。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或者同一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其社会需求是存在差异的,这往往使得其立法的使命出现不同。具体到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不同时期的医疗卫生领域往往对应着不同的社会需求——尽管这些需求在本质上并无差别。例如,新中国建立之处,面对当时经济萧条、社会危机四伏、诸如疟疾、血吸虫病等在内的各类传染病、寄生虫疾病以及营养不良类疾病肆虐的现实情况,社会的现实需求在于建立并发展公共卫生体系,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

 

  显然,这一时期的社会需求决定了我国卫生政策与立法的重点应在于公共卫生保障。[ 当然,受制于我国当时重政策轻立法之立法指导思想的制约,我国在公共卫生保障上更多地是依赖“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政策。] 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各个具体卫生领域的卫生问题之加剧(如无偿献血与血液安全问题、医师执业行为不规范与非法行医在我国的泛滥问题、母婴保健问题、职业病防治问题等等),应对和解决各个具体卫生领域的健康需求成为社会的主导性需求。在此背景下,加快或加强我国各个具体卫生领域的立法建设成为我国立法者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相应地,制定并出台包括《母婴保健法》、《献血法》、《执业医师法》等在内的卫生单行法便成为我国卫生立法的使命。但如今,我国已经出台了包括《献血法》、《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以及《传染病防治法》等在内的各卫生单行法,这使得我国无偿献血、医师执业以及药品管理与传染病防治等各卫生具体领域都进入了规范化治理的轨道;之后,我国在医疗卫生方面最为突出的需求已经由诸如血液安全、医师执业规范、传染病防治、母婴保健、职业病防治等各个领域的具体需求转向了宏观层面的需求,解决卫生方面的体制性、原则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健全的卫生法律体系,成为我国卫生立法必须承担的基本使命。

 

  就目前来看,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已经取得了飞速发展,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极不适应的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立法却还非常不完善,不少领域都还缺乏法律来加以规范。而在已有的卫生法之中,不少具体制度与规则的设计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碎片化倾向,价值理念不统一,甚至相互冲突。这一点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侵权责任法》有关医疗侵权责任规定的冲突中不难得到显现。这使得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的宗旨、方针、原则和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的生命健康权益等重要理念和基本原则难以在医药卫生法制建设过程中得到切实的、一以贯之的体现,也难以真正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卫生法律体系。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立法技术缺陷等方面的原因。

 

  但究其根本,笔者以为,则在于我国现行卫生法体系设计方面存在的根本性不足。质言之,尽管我国现行卫生法已经形成了自身初步的体系,但却缺少一部具有统帅和指导作用的基本法,这使得这一体系还很不完善。由于卫生法体系中缺乏这样一部统帅性的法律,很多体制性、原则性的卫生问题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导致各个单行卫生法在立法时缺乏统一的立法规划与价值理念指引,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自为战,其立法依据甚至都难以统一。